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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高中毕业后，到江苏省交通厅工作之前，我一直在读书和搞科研，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以最优异成绩，无线电专业毕业，分配到总部下面的一个科研单位。在课题研究过程中，我取得了卫星脱三角波低门限接收机等四项科研成果，是科研单位的青年技术骨干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深受老师倪汝高、冯祖息的影响，立志一辈子从事科研工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，我谢绝了老领导解应兆的挽留，离开科研单位回到了南京。七十年代末，父亲第二次被打倒后，此时也回到省里，任经济协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天父亲告诉我，程维高刚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。我上高中时，父亲任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一把手，后来燃化局拆分为化工厅、石油局、煤炭局三个厅局。那时父亲常在家中设便宴，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化工、石油、煤炭系统的同事交流。

        每次聚餐，酒是特供洋河大曲，号称“土茅台”价廉物美。菜很简单，有一晚的菜是：凉拌黄瓜、大蒜皮蛋、午餐肉和盐水鸭。天热没冰箱，有一次怕剩菜浪费，我吃多了皮蛋，夜里拉肚子，记住了这个菜谱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，为尽快实现煤炭自给、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，苏南历史上曾建过一批煤矿，如上黄煤矿、茅山煤矿、卜弋煤矿建设工程团。如今这些小煤矿因储量小、煤质差，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        身为省燃化局主官的父亲，是矿山机械化专家，程维高是常州上黄煤矿的党委书记。为方便联系基层、了解煤矿情况，程维高常来我家，边吃边聊，向父亲汇报工作，听取指导意见；他来时，我们会一起聊天、一起做饭。

        顾及再也没有一流的科研条件，1985年，我在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系统学习软件课程。南大教学楼西门离我家很近，我每天上课三小时左右，其余时间在家或教室自习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天午休后，我照常去南大教室复习。刚出院门，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马路对面大声问路，要找“南京市宁海路四十八号”。我走过去，认出了不远处的中年人——正是程维高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报上名字，程书记很念旧，一手握住我的手，一手半抱着我。我才知道，问路的年轻人是他的警卫员。我把程书记带到我家二楼，与父亲寒暄几句，程书记直言，希望我跟他去南京市委工作。但他有个条件：必须先去新企业扬子石化挂职锻炼两年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我一门心思在南京大学钻研计算机软件，对这个提议不感兴趣。父亲当年在极左环境下，带工程师搞技术革新受过批判，深知科研创新不易，也赞成我日后改行从政当官。

        见我不在乎，父亲问：“那你想做什么？”我那时还不知道社会的凶险，加之长期全身心投入科研，思想单纯幼稚，就脱口答道：“做优秀的科研工程师。”这话引来一阵笑声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便说：“我在科研单位，已经做出过四个应用项目成果了。”程书记听了很高兴：“那你来我这里嘛，干好了可以去当市科委主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临走时，程书记调侃道：“我们俩是老搭档了……”又认真说：“你再考虑下我的建议。”我满脑子都是科研，厌烦做官，不懂事地说：“我才不去呢，你们这些当官的，都虚头巴脑的。”见我没大没小，父亲赶紧打圆场：“这孩子就喜欢做科研，对官场没兴趣，谢谢你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母亲毕业于苏州医学院，一所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。她一辈子从医，从我记事起，不是坐门诊查病房，就是上手术台；她也曾在医学院兼职讲课。

        母亲刻苦钻研爱学习，我从小深受熏陶。至今仍记得幼时清晨，母亲朗读英语的情景。母亲一度想让我学医，成为她那样的专家学者，小学时，她给医学院学生上解剖课，目睹我害怕尸体，才打消了让我学医的念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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